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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夏天里,每天都来清水塘游弋和宿营的那对小野鸭,也开始啄整自己的羽毛,准备迁徙到更温暖的地方去。因为它们已经感觉到了,虽然暑热还藏在一些好客的人家,但在这川东山岭间,秋天的凉意已经漫过了山坡,穿过了竹林,来到了第一场秋雨下过之后的乡场上。
这一天,是清朝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二日,也就是公元1904年8月22日。
午后,久旱不雨的川东坝子上,又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坝子上的乡亲们说,这立秋后的雨是喜雨,也许是有啥子喜事要出现哩。
果然,在广安县城北面协兴场上的一个院坝里,有一家人正在忙忙碌碌着,准备迎接一个婴儿的出世。
这家的主人姓邓,名绍昌,字文明,乡亲们都叫他邓文明。他的妻子姓淡,按照那个年代的习惯叫法,人们都称她为邓淡氏。因为在苦难的旧中国,广大的劳动妇女的地位都比较低下,低得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名字对于她们来说几乎就是一种奢侈品,她们出嫁之后,一般都在自己的姓氏前加上夫姓。
此时,邓绍昌正在自家的院坝里焦躁不安地踱着步子。小雨打湿了他的衣衫,他也不在乎。他焦急的眼神里分明还带着几分兴奋,几分期待……
两年前,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儿。现在,他期盼着妻子能为他生一个儿子。这是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儿子,按照旧中国的传统观念来看,将来邓家的这份家业靠谁来继承下去,邓家的门庭凭什么支撑起来,势必成为一个大问题呢!何况,在川东乡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千年古训,人们更是常常挂在嘴上。有哪个男子愿意背上这等沉重的名声?
“哦,列祖列宗在上,求你们看在我邓家几代人克己为人、济贫扶弱、扬善积德的份上,保佑我邓绍昌得个男娃儿吧!”邓绍昌在雨中双手合十,默默地祈求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赐福给他。他在心中默默许愿:“……如蒙列祖列宗恩赐,让绍昌如愿以偿,得了男娃儿,绍昌一定忠于父职,勤加管教,让他日后不仅成为邓家的顶梁柱,且能为国为民尽忠尽职,决不辱没邓家的门庭……”
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好久。
邓家院子里,只见那个被盛情请来为邓淡氏接生的石婆婆,不时地从产妇所在的那个厢房里进进出出,煞是忙碌。
从厢房里不时地传出妻子痛楚的声音,这声音一阵阵揪紧邓绍昌的心,他多想进房去看妻子一眼啊,哪怕给她擦一擦脸上的汗珠都会对她有所安抚呢。但这一带的迷信乡俗又使他不能越雷池半步:产妇生产时,产房是不允许男子进入的,即使是丈夫也不允许!
邓绍昌只好站在院子里向厢房里张望,心里干着急。当他看见石婆婆出来了,便大步迎上去:“石婆婆,有劳您老人家啦!还没有动静吗?”
“看把你急的!文明,你放心,有我老婆子在,保准让大人娃儿都平平安安的。你这个小娃儿呀,和当娘的真是贴得紧哟,像是不愿离开亲娘的怀抱一样!这样的娃儿,日后才有孝心哪!”
“但愿如此啊!石婆婆,您这样辛劳地迎接一个个小娃娃出世,也是积德啊!快进去吧,免得娃儿她妈又痛得叫出声来……”
从午后一直等到夜色降临,邓绍昌不知道在院坝里和厢房外的檐廊徘徊多少趟了。他未满三岁的女儿先烈正在牙牙学语,站在厨房的门口张着小嘴喊着:“爸……吃饭饭……”
原来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辰了。可邓绍昌哪里有心思吃饭呢!他看了看院坝外的景色:雨后的漠漠水田,在夜色里发出水银般的亮光;一片片秀丽的慈竹林,正在微风里沙沙作响;晚归的人们,正打着火把沿着田埂走回村庄……
突然,从产房里传出一阵响亮的婴儿的啼哭声:
“哇……哇……”
这声音好大哦!大得让生活在院坝内外的人家都能够听见。
“恭喜呀文明,是个男娃儿!”石婆婆喜冲冲地从产房里走出来报喜。
“真是个男娃儿吗?”邓绍昌高兴得有点手足无措了。他一边向石婆婆道谢,一边三步并作两步,掀起门帘就进了厢房。
这时候,被包裹在小小襁褓中的婴儿,好像用哭声宣告他来到这个世界的“仪式”已经结束,他紧闭着小眼儿,安静地依偎在妈妈的身边,甜蜜地享受着妈妈目光的爱抚。
邓淡氏的脸色因为生产的折腾而有些苍白和疲惫,但她的目光里仍然流露着无限的喜悦。见丈夫兴奋地奔了进来,她用目光示意了一下小小的襁褓,轻柔地说道:
“文明,你们邓家有了男娃儿了!”
“儿子!我的儿子!……”
邓绍昌伸出一双大手,把襁褓中的儿子轻轻地、小心翼翼地抱在了怀中。
这个时候,这位年轻的父亲当然不会想到,许多年后,当这个孩子长大成人,他会成为一位推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并且产生着世界性影响的巨人,成为书写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振兴大业和改革腾飞史诗的一代伟人和领导者!
这个襁褓中的婴儿就是邓小平。
不过,这时候他还不叫邓小平。
他的父亲邓绍昌为他取的名字叫邓先圣。
他所出生的这个小村庄,就是四川省广安县城以北约二十里处的一个集镇——协兴镇的牌坊村。
这个小村,现在也因为诞生和养育过这位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而闻名于世。
——邓先圣出生之时,自然和当时全国各地乡村出生的孩子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正如若干年后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她写的那本《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里所说的那样,邓小平的出生,只不过是那年诞生的千千万万个婴儿中的一个。可是,“因为父亲现在著名了,所以我们家的一些亲戚和乡里的人便传说父亲出生时曾经出现过什么吉兆,其实都是一些无稽的编造。”
不仅如此。在一位前西德记者乌利·弗朗茨(Uli Franz)所写的传记《邓小平》里,也有这样一个细节:“……到1904年(川东的)人们还相信,生儿子是神赐的吉兆,是把家庭续入祖先崇拜的最高层次。古老的习惯是在门口挂上弓箭,告诉邻居和来访者:一个男孩子降生了。如果生个女孩,人们就满足于在门口挂一块布或一方手帕。”
笔者在邓小平出生时的村庄牌坊村采访时,特意就这个风俗问了村中的好几位长者,但他们都摇摇头,对此未加肯定。当然,这个细节的真实与否,并不重要。倒是乌利·弗朗茨所写的,生了儿子,就是意味着“把家庭续入祖先崇拜的最高层次”的完成,这样的理解大致是不错的。
对于祖辈曾经有过两代单传的恐慌的邓氏家族来说,尤其如此。所以人们也就不难想像,邓先圣的降生,对邓绍昌来说是一件多么值得庆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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