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接触到安徒生童话，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学习英文的时候。那时学英文是用英国出版的课本，里面选有安徒生的童话。我记得那时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篇是《野天鹅》，童话中的主人公艾丽莎，为了救助她几位被巫婆皇后坑害了的哥哥所表现出的决心、毅力和勇气，深深地感动了我。后来我在世界语中又读到了更多的安徒生童话。原来世界语的创造者柴门霍夫，为了使他的语言成为文学语言，从而奠定它的牢固基础，亲自译了许多世界名著，其中包括从德文转译的当时他所能搜集到的安徒生童话。《海的女儿》这篇故事，更触动了我的心，我一直忘不了“小人鱼”的生动形象和她在爱情上所遭到的悲惨结局。

　　抗战期间，我生活倥偬，再也没有机会、也没有心情读这些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我在英国战时宣传部工作，向英国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战事迹，以配合英国准备开辟欧陆第二战场的国内动员。大战结束后我去剑桥大学英王学院研究西方文学，生活变得意外地安静起来。在这情况下，我又不时翻阅起安徒生的童话来——特别是在夜间感到疲劳的时候。我一进入童话人物的生活和感情中去，我的感情也就立时活跃起来了。由此安徒生的国家和人民也引起了我的兴趣。1946年以后，战时一度消沉了的剑桥大学又变得生气勃勃。许多服兵役的大学生又回到了学校，外国留学生和学者也不少。我在他们中间结识了一些北欧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寒暑假期间常常邀请我去他们的国家度假。从1947年开始，几乎每个寒暑假我都去瑞典或丹麦，住在他们的家中。丹麦我去的次数最多，有两个家庭几乎把我看做是他们中的成员——1988年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授予我“丹麦国旗勋章”时，我又应丹麦文化部的邀请同老伴访问了丹麦三个星期。

　　当年住在丹麦，自然要看每天的丹麦报纸。我得学丹麦文——为了同一目的我也学了瑞典文。逐渐我也通过丹麦文读了一些安徒生的童话。我发现过去通过英文或法文所读的那些童话，不少与原作大相径庭。首先，那些译者可能为了适应本国图书市场的需要，常常在译文中作些删节或改写，有的改写对原作的损害——甚至歪曲——相当严重。至于原作中的浓厚诗情和幽默以及简洁、朴素的文体，那些译文几乎完全没有表达出来。很明显，有些译者只是把这些童话当作有趣的儿童故事，而未意识到这些作品是诗，是充满了哲理、人道主义精神和爱的伟大的文学名著。于是我便感到手痒，想把这些作品根据我自己的理解，直接从丹麦文译成中文，我在剑桥，空闲时候就开始做这件工作。

　　翻译本身是一种语言的训练，是对作品及其作者深入理解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痛苦，也有愉快。如何把一种语言转化成为另一种语言，而又使原作的思想、感情、风格，甚至行文的节奏，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是一项极为艰苦的工作。但这项工作完成后，心情上总是无例外地感到一阵轻松，因为许多难点克服了。我当然没有什么翻译计划，只是在有空时把我最欣赏的作品译出来。

　　在欧洲住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以后，特别是在那宁静的大学城剑桥一口气住了五年以后，我的视野、感觉、甚至心态，也就慢慢适应了那里的气氛——大概也不得不如此。回到国内以后，遍地都是人，城市不论大小，总是熙熙攘攘，热闹非凡。这使我联想到，我们的下一代其数目自然也是庞大无比。这又使我联想到我在西欧所见到的情景，那里每逢圣诞节，所有的书店，不论大小，总要摆出许多丰富多彩的儿童读物，供成年人选购，赠送给他们的儿童作为礼物。伦敦《泰晤士报》的文学增刊，每个季度还要出一期儿童读物专号，评介新出的儿童书籍。那专号一般约有20万字的篇幅，这也说明他们所出版的儿童读物之多。儿童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未来，对他们的成长和培育的重视，应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是在我们中间，情况却不尽如此。我们当然也重视儿童，但往往只是为了“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积谷防饥”。过去儿童发蒙不久，能认识几个字，就得背诵《四书》、《五经》——我小时候在私塾所受的教育就是如此。至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儿童文学”，即民间故事、神话、童话和科学幻想故事等，那时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东西，都在禁止之列。中国本来有很丰富的、由民间创造的儿童文学，但没有出现像德国格林兄弟那样的学者和像法国贝洛尔那样的作家，把它们记载下来或再创造。我们的那些民间故事和童话，大都失传了。

　　我们现在开始从新的角度重视对儿童的培养，有了专业的儿童书籍出版社和儿童文学作家，出版了大量儿童文学读物，但数量和品种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由于我们没有太多厚实的儿童文学传统和遗产，我们的作家也就有一定的局限性，有提高自己的素养和借鉴外国优秀儿童文学的必要。由此我自然就想起了安徒生，他的童话是世界优秀的儿童文学遗产之一，我们没有理由不向他借鉴。把他的全部童话移植过来，以丰富我们的儿童文学读物、并为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提供一份重要的参考，也成为必要。我就是这样决定有计划地把他的全部童话作品译完，在我国分册出版。

　　这些分册很快就在少年儿童和成年人中得到广泛的欢迎。许多儿童文学作家也认真研读，并且鼓励我不断改进译文质量。我开始意识到作为译者的责任重大，在分册出齐后，我决心把译文从头到尾仔细修订，事实上等于是重译，最后汇集成为全集，补进过去不曾发表过的新发现的篇章，并且在每篇作品的篇后加上简洁的评注。

　　翻译是一种“再创造”。既然如此，就不能只限于对原手稿、写作背景和作者生平的考据和推敲，从而在文字上“精确”地表现出原作字面上的意义，那只是把一种文字机械地移植到另一种文字的生硬过程——过去所谓的“直译”大概就是如此吧。也许对数学论文和机械说明书人们可以这样做，但即使这样做，也还得具有严复所提出的翻译三个标准中的两个标准，即“信”和“达”。文学翻译则还必须满足第三个条件：“雅”。但这三个标准也还不过是“文字”的标准，我想还应该加一个“文学”的标准。安徒生是诗人、哲学家、民主主义者，他的童话作品，也像世界许多其他的名著一样，也是诗、哲学和政治思想的结晶，虽然这些作品是“为讲给孩子们听”而写的——其实青年人、中年人和老年人都喜欢读，特别是老年人，生活阅历深，最能从中体会出“人生的真谛”。但对这种“真谛”的实质，并非人人都是“英雄所见略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体会和理解。其所以“不同”，也就是各人的生活经历、文化水准和政治及哲学素养的差异。我对安徒生童话的理解，就是我在各方面的“素养”的一种表现。我的译文的所谓“风格”就为我的这种理解所制约，因此这里面有很大的个人主观成分。尽管我在翻译时逐字逐句紧抠原意，但当我把它们转变成为中文的“文章”时，我个人的“文字风格”就发生作用了。我所选择的词汇及通过它们我所希望产生的联想和所掀起的感情冲动，就带有很深的个人色彩——所谓“文如其人”，在这里也露出了它的马脚。但有一点认识我是坚持的，即安徒生的童话是诗，因此我希望我的译文也能具有“诗”的效果——是否达到了这个愿望，那当然只能由读者去判断了。

　　在安徒生以前，大多数作家所写的童话基本上都是民间故事的复述，如上述的格林兄弟和贝洛尔就是这样。安徒生早期有极少数的童话，也带有民间故事的痕迹，如《打火匣》，但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作品都是从实际生活中汲取素材，再注入他个人的想象和哲学观点——也可以说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产物。这就大大地开拓了童话创作的领域，把这种创作提高到与其他文学创作同样的深度和广度，使童话也成为文学中的一个同样重要的品种。

　　安徒生童话在世界上有各种文字的译本，在有些文字中还出现了好几种、甚至几十种不同的译本。基于前面说过的有关翻译的一些因素，有的译本站住了，流传下来；有的译本经过时间的考验已经自动消亡。新的翻译总在不断地出现。但有些译文，如果他们真的具有独特的优点，也可以作为一定历史时期或一个文学时代的成就而永垂不朽，成为世界文学名著。我的这种译文当然也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将来也许会被时间所淘汰。不过在目前，根据哥本哈根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汉学家埃格罗教授在“丹麦、挪威、瑞典东方学会”出版的《东方世界》上所写的有关我的中译本的评论认为，这个译本可以与美国让·赫尔舒特的译本并列，是“当今世界上的两个最好的译本”。正因为如此，丹麦的跨国公司宝隆洋行特从中文的全集中选出一本《安徒生童话选》于1979年出版(以后又陆续重版过)，作为非卖品，赠给与该公司有联系的海外华文机构和读者。安徒生博物馆附属的弗伦斯德出版社也与哥本哈根的汉斯·莱泽尔出版社从中译文中选出一本《安徒生童话选》，联合在丹麦出版。丹麦当然不会有多少读者购买这样一个中文选本，但作为文献，安徒生博物馆还是认为有必要在丹麦出版这样一本书。这是一种重视严肃文学翻译的友好姿态，也是对我作为一个译者的鼓励，当然我也认为这是我做完这项工作后所得的另一份奖赏。

　　叶君健